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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齐国的许多城市里,不论是拥有六十多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建业,还是一座仅有数千人的小县城,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四处奔走忙碌,男人没有情感,妇人没有红颜,仿佛就是一座座城市中万千颗螺丝钉,被一把把重锤不断地敲击着,时刻不得停顿。
然而,当你走进长安高门贵族的府邸时,在悠闲的气氛中与他们亲密接触,你就会惊奇地发现。那里的气氛闲适而悠远,仿佛时间也随之慢了下来。他们的府邸和皇宫一般富丽堂皇。雅致的厅室、瑰丽的大堂和装点无数艺术品的长廊,无不美轮美奂。
这些豪门大户的生活方式似乎也丝毫未被时代的变迁所改变,仍然保持着贵族大家的一贯从容。雇佣的仆人仍顺从地按照主人的规矩行动,对访客和朋友,仍然体现出无拘无束的好客之道,而绝无言不及义的粗鄙陋习。
这一切,使得任何外来人都会感到吃惊,伺候的仆人还是那么多,从管家直到最年轻的马夫,一应俱全。马厩、车库仍然那么繁忙,人员有来有往,仍然那么热闹。
若是到了狩猎季节,或者捕鱼季节、宴请季节、大型聚会、座谈会等场合,客人们会蜂拥而来,也都带着自己的侍从(或者仆人)、车辆和马匹,所有人都会被安排舒适的住处,所有人也能得到贴心地照顾。
到了晚上,餐厅、会客大厅、书房,乃至庭院里,会点起无数的油灯,将整个府邸变成灯光的海洋,花园中散发出温柔的芳香,鲜花、绿植、装饰彩带,在宝石般的光彩下,使人目不暇接。
妇人和小姐们低声细语,偶尔传出轻盈的娇笑声;男人们带着温和的笑容,讨论着国内,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,各自发表着独到的见解和评论;人们的亲切交谈,年轻人的欢声笑语,有时会盖过请来的乐手奏鸣声。
坐落在长安朱雀区兴盛大街那座规模宏大的乐安公主府,在去年大长公主故去后,使得曾经无比高大的门楣,仿佛顿时显得低落了许多,门庭也较以往稀疏了不少。
但就在今晚,府邸中却显得异常喧嚣,十几辆马车停靠在府外那片平整的停车场,门口张挂着几盏仿古的巨大灯笼,散发出温和的光芒,并与过道、庭院,以及会客大厅里的灯光连成一片。
在装饰雅致的殿堂里,二十多名来自军、政、商,以及科教等行业的客人,在饱食餐饮之后,或惬意地靠坐在软椅上,端着一杯清茶品啄消食,欣赏台架上摆放的古玩和珍瓷,或三五人围成一圈,点着烟斗,唾沫横飞高谈阔论。
“目前的奥斯曼帝国的体制,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。在沿海商业繁盛的城市,如伊斯坦布尔、士麦那(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市)、雅典、萨洛尼卡等地,他们建立了不少仿效欧洲和我齐国的政府地方机构,算是比较开明化,执政效率也算过的去。然而,在人口较多的腹地城市,包括欧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西部,则是标准的古老机构,谢赫、巴依等地方上的老爷们把持农村,帕夏和总督们控制城市,双方共治。嗯,有点像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模式,皇权不下乡。”
外交部奥斯曼地区事务司郎中罗宗谔稍事停顿了一下,将手中的烟斗放到嘴边轻轻吸了一口,然后继续说道:“而在奥斯曼帝国的西部和北部,还有地中海南岸,大量附庸的封地领主们则统治着地方,中央政府只在核心城市或战略要地派驻官员和军队,但不会参与过多地方事务,基本上是除了收取贡金和赋税以外什么都不管。这一点,与欧洲中世纪国王和封臣的统治模式几乎没什么两样。哦,也不是,最起码奥斯曼的素丹要比那些国王要进步一点,就是派出军队驻扎到他们的封地上了。”
“至于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以及阿拉伯半岛,则还是愚昧落后的部落时代。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恐怕也仅仅局限于巴格达、麦地那、麦加这类大城市和宗教圣城之地。沙漠里的游牧民居无定所,很多时候连赋税都不交,还时不时地反抗中央的统治。位于山区的库尔德人,自从归附奥斯曼后,也跟那些游牧部落差不多,愚昧而野蛮,丝毫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,眼里只有各自的部落。”
“奥斯曼帝国虽然领土庞大,人口众多,但在我看来,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散装的帝国,民族成分复杂,语言众多,还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。想想也挺不容易的,奥斯曼人这几百年来修修补补维持到如今,竟然依旧保持着一个完整大国的模样。”
“奥斯曼帝国除了混乱的政体和管理制度,还有频频发生的政变,也极大地损伤了这个国家的元气。”帝国总参谋部战略研究司长官、广威将军(少将)江振铎说道:“这个时期,作为帝国最为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卫军,势力逐渐坐大,但战斗力却非常羸弱,完全沦为乌合之众。大量的社会闲杂人员和地痞人渣混进了禁卫军,领着优渥的薪水,但几乎不做任何军事训练。而就是这批人,不思忠君爱国,却频繁发动兵变,只要不合心意,便做出废黜素丹、另立新君的悖逆之举。很难想象,在这么一个集权的帝国里,禁卫军竟然会做出弑杀自己的素丹事情,使得中央威权尽失,真乃咄咄奇事!”
“奥斯曼人这般行径,其实从他们立国的基础和发展路径便能窥其一貌。”长安大学高级教授敖伯辉笑着说道:“在奥斯曼帝国,政变当真如同家常便饭一般,显得有些儿戏。这明显是他们的民族性以及文化传统有关,就如同蒙元、清虏那般,妥妥的草原遗风。君不见,奥斯曼人在政变完了,基本上是认赌服输,其他人也不死缠烂打,成功上位者只诛首恶,也不追究失败者的党羽。”
“伱们说,这奥斯曼几乎每隔二三十年,最长不超过五十年,在帝国中枢必然就会上演一场激烈的政治变动,杀得人头滚滚,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便随之戛然而止,这折腾个没完。但神奇的是,这么一个老大帝国竟然还好好的矗立在欧洲一侧,随时威胁基督教世界,也算是奇葩!”
“奥斯曼帝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,进行过无数轮的税制改革。但这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?就是将此前包税制的三年、五年,或者十年的期限改为终身制了。说实话,这种税制本身就很落后,原本的三年期限,还可以稍微防止地方势力坐大。但是为了应对危机,好嘛,直接成了终身制。这使得一些地方势力迅速膨胀,成为地方豪强,渐渐拥有了跟中央叫板的实力。时间一久,地方豪强就开始肆意截留税收,逼迫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派兵镇压豪强。而用兵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财政收入,也就不得不将更多地区的包税期限变成终身制,由此陷入恶性循环。”帝国税务总司工业征收处主事梅伯钧提及奥斯曼糟糕的财政,也是摇头不已。
“……”
李延良稍显拘谨地坐在大厅的角落,捧着早已冷了的茶杯,静静地听着隔壁那些大人物的交谈。
在下午时分,他刚刚步出陆军总部大院,便见到了一辆标有乐安大长公主府徽记的马车驶到他近前,然后,一位声称是自己表弟的青年男子下了车,将他拦住,说是奉祖父之命,邀请他去府上做客。
李延良在临来长安之前,就曾受母亲嘱咐,有暇之余,当与母家长辈相见面认。因而,在面对邀请时,他没有拒绝,随着这位表弟乘坐马车,穿过半个长安城,来到了乐安大长公主府。
进了厅堂,先是见了自己的外祖父、几位舅舅和姨母,以及一众表兄妹。叙齿年龄,李延良最长,随即在外祖父宋长青的吩咐下,在场的十余个表弟表妹,皆称了他一声表兄。
虽然,整个场面看起来其乐融融,亲近而和谐,但李延良却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疏离和不屑。
想想也是,母亲离家二十余年,几无音讯往来,别说与她的兄弟姐妹有了陌生感,就是跟她的父亲,怕是也要疏远几分。而自己,更是与他们隔了一辈,仅仅只有一个表亲身份,宛如路人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让人家与自己亲近起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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