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77.“切磋”

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/畅读/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，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。

,

有临终关怀医院被迫迁居7次

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可能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，成立于1987年。2014年其院长李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因为周边居民无法接受“晦气”，医院曾在27年间被迫迁居7次，“上百个居民堵住医院门口，不让老人入住，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，护士们抱在一起哭”。

类似的事情，直到7年前还在我国一线城市上演：2014年，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；同年，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，但因居民反对最终取消。《新京报》在2017年曾报道，北京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出现亏损，其中，北京隆福医院为经营临终关怀项目一年亏损两百多万元。因为相关机构少、临终关怀“一床难求”。

虽然在中国发展历程有30余年，总的来说，安宁疗护在我国大陆尚属新生事物。它的前身是12世纪欧洲一种专门照料朝圣途中病饥之人的驿站，柏林修女玛丽·艾肯亥在1879年将一所安宁院改为收容晚期癌症病人的场所，除了药物，还用祈祷等手段为病人祛除苦痛。1967年，西西里·桑德斯在英国创建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化的临终关怀院，而后，安宁疗护服务遍布英美等发达国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安宁疗护传入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，而后在当地达成高覆盖率，被纳入全民健康保险或免费医治，具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丰富的资金支持。而在大陆，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，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有上千家，但多集中在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，安宁疗护覆盖率不足1%。

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王云岭表示，将西方传入的“hospice”概念译为“临终关怀”实际上是准确的，但也造成了这一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观念障碍：缺乏死亡教育传统的中国公众拒斥死亡，对“临终”事业缺乏好感，甚至充满敌意地抵制。

王云岭注意到，中国政府自2013年开始在正式场合开始使用“安宁疗护”这个概念，“相比较来说，它的人文色彩更浓一些，言说生命更委婉一些，不易让人直接联想和言说‘死亡’。”

人固有一死，逃避谈论和应对死亡，也许只会让死亡变得更加痛苦。2015年，英国“经济学人智库”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患者死亡质量进行评价，包括终末期患者的照护环境、人力资源、照护质量、照护负担及可及性5个方面。调查结果显示，中国台湾排名第6，中国香港第22名，而中国大陆排在了第71名。

死亡观念落后的，不仅仅是普通民众，还包括很多医护人员。2013年，一项对洛阳市某医院150名医护人员安宁护理从业意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，37.33％医护人员表示愿意从事安宁护理，62.67％表示不愿意或不确定。而“医护人员的死亡态度”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从事安宁护理的意愿，影响效果仅次于“受教育程度”，高于“对安宁护理的了解程度”。

而在路桂军的经验中，常态下医疗医护人员与家属相约一同向临终患者隐瞒病情，似乎已成为我国医疗界的一种“传统”，更别提做到向患者和家属普及正确的死亡观念。

一次，他发现一位来疼痛科就诊的患者已时日无多，建议他下次用视频的方式就诊即可，患者惶恐道：“大夫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下一次可能没有机会再找你看病了？”他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但每个科室的医生都告诉他“没事”。

“我看你现在的情况，或许下一次不一定有机会亲自来。”路桂军坦言，“大家都在这条路上走着，关键是要自己想明白，没有什么遗憾就圆满了。”

后来，这位患者向路桂军表示了感谢，他说与路桂军的相遇是一种缘分，如果有来世，希望未来与他在另一个世界“不见不散”。那天，路桂军与学生一同出诊，“他们觉得这一幕很瘆人，但我却感觉很温暖，是我与患者之间坦诚的温暖。”

“精准医学立足于细胞组学、基因组学，眼睛只盯着靶点，失去了对生命关怀的全貌。”谈及临终关怀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，“高消耗、高技术的尝试，或许可以暂时对付疾病因子的消长，却难以疗愈那些受伤的灵魂，这是现代医学的盲点与痛点。”



有研究指出，在中国台湾地区，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，反过来影响了生命与医疗观念在当地的变化。“随着安宁疗护理念的推广，越来越多的人签署生前遗嘱，放弃不必要的抢救，在临终阶段选择了安宁疗护……避免了很多无效及过度医疗。当医疗面临极限、死亡无法避免时，安宁疗护给了患者和医疗人员另外一种最人性化的选择。”

中国并非没有发展临终关怀的文化资源

王云岭认为，在中国发展困难重重的临终关怀，是西方事物在中国本土化不成功的典型案例。而一些专家指出，虽然从西方传入的临终关怀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，但在中国，并非没有发展临终关怀的文化资源。

“中国文化是富有诗意的文化……《桃花源记》其实就讲的死亡的过程，入洞就是生死之间，到了那边不知时间、空间，不知有秦汉，不要交税，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地方。包括像庄子的‘化蝶欲仙’，包括‘驾鹤西去’。”王一方在清明论坛上说，他将对这类此岸与彼岸的叙事理解为一种消解死亡的手段，或称对死亡的“悬置”。

“安乐死是要‘解决’痛苦的人，而安宁疗护是解决人的痛苦。”路桂军说，“这可以用中国的‘善终’文化去解释，即身心灵三位一体，在天人物之间实现一种共荣，寻求到永恒的生命意义价值，在不断超越和整合中得到平安的感受。逝者安详，家属安宁，环境也平安顺遂，多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