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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会不久,树生爹被岁旦叫去学习去了。苏安这次不是批斗树生爹,而是叫树生爹每天打扫生产队的猪圈和驴棚。老秤和鞭杆只负责喂养。发救济粮的时候,苏安少发了树生爹一家的口粮,说是吃的多,说的多,就不干正经事。老秤骂树生爹吃饱了撑着,大家的事情,就他想做英雄?树生爹说他就看不惯苏安高高在上,一副狗嘴人脸的样子。

苏安照旧进行着平坟整地。苏成和木娃就跟在整地的人们后面,拖拉机冒着黑烟,响彻了索罗村和煲仔村的天空。我从犁起的土壤里,闻到了柴油的味道。为了保证拖拉机正常运转,堡子村和索罗村都要选一些精干的年轻人,去一百三十里远的县城打柴油。既可以挣工分,也有两毛钱的补助。狗娃说县城很繁华,街道上有叫不上名字的车子,也有没吃过的美食。很多人想去县城,但由不得自己决定,这些都要苏安和岁旦说了算。那时候去县城,唯一的交通工具,就是脚力和肩膀上的扁担。苏安给了狗娃路条和钱,我和雷子、狗娃披星戴月就出发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,雷子是第二次,狗娃是第四次。我们沿着索罗村的山路朝北而行,一路上弯弯曲曲的小路起起伏伏在山梁间。我们是翻山越岭到的县城,边走边闲逛县城。我第一次看见了楼房,街道上偶尔驶过的汽车。街上的人们时不时会瞟一眼我们,我从他们疑惑的眼神中猜得出,是我们的行头出卖了我们。因为我们三个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,肩膀上一根扁担和两根麻绳绑着的油桶。娘叫我穿新衣服,我说去担柴油,一来一去不知道要走多少路,新衣服不耐磨,旧衣服磨破了也不可惜。是丹丹给我找的这身衣服。苏安叫生产队给我们准备了三份口粮,每人半斤白面,半斤杂面,说是做些干粮路上解决饥饿。丹丹给我烙的饼子。娘悄悄地嘱咐丹丹给我热了些蜂蜜。丹丹在布袋里给我装饼子,我说留下给娃吃,我要杂面馍。

我也能从行人的衣着上辨别人的身份,只要呲牙咧嘴地笑,指指点点地看这看那的,基本上和我出身差不多,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。那些衣服干净,走路不紧不慢的都是城里人。不过城里人的脸上死气沉沉,没有我们乡下人活泼。我们的脸上洋溢着苦难的微笑。这种微笑是来自内心的,是劳动和岁月,还有环境洗礼出来的,是我们真实的心灵流露。我说要是有副货郎,我摇着梆啷鼓就能转遍整个县城。狗娃笑我傻,说是城里人不兴这个。路过一处街道的时候,我看见墙上刷着几行白字,我只认识……教导我们……其他的就读不出来了。雷子和狗娃争论了一会说是,要把革命进行到底。我们三个算是进过几天夜校,三个人才把墙上的字读了个大概。我说这没有索罗村的字好读,我不用看字,就知道写的是什么。雷子叫我不要乱说,我说咋的啦?雷子说祸从口出,病从口入。我刚说完,身后走过来四个戴着袖章的人,叫我们站着别动。我以为是抢劫的,准备抽扁担防卫。雷子和狗娃叫我别动。来人上前问我们是干什么的?狗娃说是替生产队打柴油的。其中一人要看我们的介绍信,狗娃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才摸出来,介绍信上面还有狗娃的体温,上面冒着热气呢!来人看了介绍信,指着墙上的标语问我们,你知道上面写着什么?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:不知道。来人惊讶地看着我们,说你们不识字?狗娃说大字不识,我们只是路过。来人左看看右看看,仔细打量了我们一会后,最后还给了我们介绍信。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?雷子说没有,我们认识路。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叫我们赶快离开,去办正事。我们三个赶紧朝街道尽头走去。我往后瞄了一眼,狗娃说是公安,别往后看,我说这就是公安啊!雷子说是。我说没想到公安长这个模样。狗娃说都是人,还要长的和我们不一样吗?我笑了笑,我是笑我傻啊!

按计划我们是在县城住一晚,第二天再赶回家。经过一家照相馆的时候,狗娃说我们仨难得进一次城,就照个相吧?我和雷子高兴还来不及呢!从小玩到大,还没有在一起正经八百地照过相。我压根就没见过照相机是什么玩意,更别说相片是什么样子了。狗娃问照相馆多少钱?一个穿着黄色军服模样的男人打量了我们一阵后说,一寸两角钱,你们三个人就算六角钱吧!每人一张照片。现在照,明天早上就可以拿到照片。狗娃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,我们没那么多钱?黄军服男子又看了看我们,问我们是干什么的?雷子说我们是给生产队办事的。男人思索了一阵说,那好吧,就收你们五角钱。明天早上八点来拿照片。狗娃说能不能早点拿?我们想早点赶路回去。男人看着狗娃,又看了看我说,早拿可以,但要加钱。雷子问多少钱?男人把头伸进红绒布遮盖的三脚架里面看了看说,再加一角钱,你们晚上可以来拿。我说那就是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?男子说是。看在我们都是农民阶级的情份上,这是最低价了。狗娃用眼神看着我和雷子,我和雷子犹豫了一下,最后异口同声说,那就这样吧!我们把扁担和油桶放在照相馆的外面,男人指挥着我们站在了刚才他伸头进去的、红绒布盖住的三脚架的正面。我一直盯着红绒布,想看看相机长什么样子,到底是怎么才照出相来的。男人把头伸进红绒布里面,叫我们左右摆动了一下身子,又叫我们听他口令,要面带笑容,一二三、咔嚓一声,一道亮光。男人说可以了。我们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,男人说已经照好了。我试探性性地问男人,能不能看一下照相机长什么模样,男人哈哈大笑,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说着掀起红绒布,我才看清相机的庐山真面目。长方形的皮套里装着相机,黑不溜秋的一个大圆圈正对着我们刚才站的地方,圆圈上有玻璃或者镜子一样的东西,旁边有几个按钮。我问男人,这就是相机?男人说是。又指着闪光的地方说这是聚光灯,指着圆圈说这是镜头。我说就这玩意儿能照相?男子大笑起来,笑声里我听出男人有点嘲讽我的意思。就像我能听懂鸟语一样。男人笑话我是乡巴佬、土包子。他笑话我说他的相机是玩意儿,他咽唾液的时候,喉咙里都在骂我们是一群草包,泥腿子。但男人不知道我已经看出他刚才瞧不起我们的意思,我就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。男人写了凭证给狗娃,狗娃把凭证依旧顺手揣在了怀里。雷子从身上摸出六角钱给男人,说好晚上来拿相片。男人说没问题,满脸欢喜地送我们出了店门。我问狗娃凭证上写了啥?狗娃笑说,白纸黑字,他只认的六角钱的字样。雷子说其他的写什么?狗娃从怀里拿出纸条,我和雷子看了半天认不出半个字来。狗娃说算了,别在这里装老爷,叫人家看见笑话死我们。我说那就办正事吧?狗娃说先逛逛,他知道打完油就没工夫逛街了,要看着柴油。

我压根就没弄明白一张白纸片上居然印上了我们的头像,黑白的,我们的五官非常清晰地印在纸上。那一晚我除了和狗娃逛了回街,给我的娃买了五个烧饼外,就是端详了半夜我们的照片。雷子笑话我看傻了。我说没傻,就是弄不明白这玩意就能把我们照得这么清晰呢?狗娃说我们走在了索罗村人的前面来了。我说这是真的,这么先进的东西,我们也是头一回享受。雷子呵呵地笑我被狗娃忽悠了,说狗娃早知道照相机,说是石干有一回来索罗村视察工作,和苏安、岁旦合影的时候,有一个人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么个东西。狗娃说他就这么点秘密,被雷子全都说出来了,那他还有什么关子卖给我们?狗娃说当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呢,灯光一闪一闪地,他以为把苏安和岁旦的眼睛闪瞎了。没想到过了几天,他看见大队院的办公室里挂着苏安和石干等人的照片,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觉的墙上的照片很入眼,一尺大小的相片看得人直咽口水。他琢磨了好几天恁是没琢磨出个头绪来,以为是我们的苏安要当大官了,要不然石干怎么和苏安都在照片中。有一天,岁旦看见他鬼鬼祟祟地老是瞟墙上的相框,岁旦告诉他那叫照片,专门拍领导的。我和雷子子听得津津有味。狗娃说大家当了一回领导了,这事回去的时候要守口如瓶,不然怕弄出个事情来就不好办了!我说当领导没感觉,反正我们回去的时候,不能把偷着当领导的事情说出去是真的。我就说起岁旦被驴踢过的事情,狗娃和雷子马上警觉了起来。雷子说小时候岁旦就爱欺负我们几个,他时常被岁旦欺负哭,那时候恨岁旦恨得不得了。这会儿小学、有化和有才不在身边,要是在的话,我们就全了,照个全家福这还差不多!我说迟早有这么一天的。我也没想到岁旦混到了队长的位置上,现在是苏安的左膀右臂。狗娃叫我们说话小声点,万一被人听了去,我们就是阶级的敌人。

第一次进城,很多我没见过的新鲜事物,亮着的灯泡,高杆上会唱歌的喇叭,两个轮子的自行车。我们三个吃了一碗酿皮,恁是没弄明白酿皮是用什么做的。我们带着干粮,就着一碗酿皮吃的美滋滋的,最后我们掰开馍,顺着碗边搽干净才收手。

回去的路上,我们走的比较快,心情好的缘故,也是我们偷着当了回领导后的惬意。雷子和狗娃、我都给家里买了烧饼,据说是县城一绝。钱是从家里带出来,苏安答应我们的要等到下月才能兑现。用惯了铜板银币的我来说,票子多少有点不习惯。第一次见票子的时候,以为是卷旱烟的废纸,气的老秤骂我是傻子。我说,绿颜色的纸上面不是写着1角,就是贰角,这和银币怎么兑换?老秤和娘笑话我傻到家了,现在是新社会,旧社会的钱不通行了。老秤再三交待我不要到处说家里有银钱。我说我知道,这事儿不用他和娘交代。丹丹在身后使劲地掐我。我说我只是好奇地随便问问,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傻。丹丹和娘扑哧笑出了声。自从有了票子,丹丹给我绣了个钱包,黑布做的面料。那时候我的钱包里就一直藏着一角,二角,一元,贰元的钱。虽然不多,是我和丹丹全部的积蓄。老秤是掌柜的,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老秤和娘在操劳。我还知道老秤手上有旧票子,红颜色的纸上印着面额一千元的字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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